张维为：从修宪看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
2018-03-19 10:54: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张维为
参考消息网3月19日报道 三月伊始，中国又进入了两会季，引来全世界的瞩目。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的两会不仅成为中国讨论国之大事并形成广泛共识的最高殿堂，也成为向国内外展示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而今年的两会又因修宪等重要事项而格外引人注目。
这次修宪的特殊意义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热议。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故意就涉及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席任期的内容大做文章。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误判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其实，中国崛起及其制度演变有其内在的逻辑，西方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正读也好，误读也好，反读也好，都不可能改变这种逻辑。
今年人大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一条中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对于这个修订，有必要了解一下“八二宪法”产生的历史背景。1982年起草现行宪法的时候，整个国家刚刚经历过文革混乱，国门也才打开不久。许多人一下子看到西方的发达和我们的差距，于是一些人认为西方的制度代表了人类的未来。所以当时不少人认为新宪法中不宜提党的领导。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坚持没有党的领导，中国就会天下大乱，就会葬送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所以他坚持宪法中必须明确写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不少国人，包括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还是缺乏制度自信，不愿提党的领导。社会上对党不信任者有之，谩骂者有之。当人们指出谩骂共产党属于违宪，谩骂者却振振有词地说：党的领导只载于宪法序言，并没有出现在宪法正文中，宪法序言属于政治宣示，不具“可诉性”，所以谈不上违宪。换言之，他们认为序言与正文中的内容不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力，甚至认为宪法序言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无视了中国宪法及其法律效力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但这种误读并未因此而完全消退。在这个意义上，这次宪法修正中明确把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第一条，从而彻底杜绝这种误读。它既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最本质的特征”这一事实，也展现了我们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基础上所确立的制度自信。
过去三十来年，我们目睹了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及其对人民所造成的痛苦和灾难；目睹了一场又一场颜色革命带来的社会分裂、政治动荡和经济凋敝；目睹了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一些过去还算和平，甚至较为繁荣的国度随着西方势力的卷入而瞬间陷入战乱杀戮，变得满目疮痍。我们也看到西方国家自身一个接一个地陷入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而难以自拔，西方和西方模式走衰的大势看来已无法逆转。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而全面的崛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过去五年中，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大步迈向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心。这种鲜明的对照使中国社会形成一种基本共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维护了国家的独立、稳定、团结，使中华民族得以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动荡的世界上脱颖而出，迅速崛起，走向全面复兴。今天我们把党的领导写入宪法第一条，对于巩固制度自信，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还要看到，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和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党”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中国共产党是遵循中国自己政治传统的“整体利益党”，代表整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绵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结合，其治国理政的传统历来是统一的执政团体，否则国家就会陷入四分五裂，战乱不已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还是这种政治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从21世纪的国际竞争来看，一个国家是否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政治力量是这个国家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一直更看好中国模式。
关于国家主席任职规定的调整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自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时期开始的实践证明，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同一位领导人担任是一个好做法，它保证了中国的稳定、团结和崛起。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党的总书记也好，军委主席也好，均没有规定只能连任两届。这次在宪法修改中对相关内容做了相应的调整，这样三者就统一起来了，可谓名正言顺。但这不是领导终身制，我们的党章中有明确的规定，不搞领导终身制，出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还规定了干部的退休制度。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即四年或五年为一个任期，但对于可以连任多少次，一般没有硬性的规定，像德国的默克尔总理，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四个任期。
西方历史上情况更是如此。上世纪30年代，为摆脱严重经济危机而推动“新政”的美国罗斯福总统连任两任，随后又带领美国应对二战再蝉联两任，至今被多数美国人推为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德国二战后恢复重建时，阿登纳担任德国总理长达14年（1949-1963），被公认为医治战争创伤，创造德国经济奇迹的领袖人物，甚至被推为德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理。西方这些领袖人物长时段的任职有以下三个特点，即关键时刻、优秀领袖、合法合规，具体地说就是发生在国家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具有使命担当而且政绩被百姓广泛认可的优秀领导人，同时也符合本国的法律规定。
无疑，中国今天正处在由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关键时刻。中国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实现自己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同时这也意味着国内外各种新旧矛盾和挑战层出不穷，需要我们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也以自己的人格、眼光、担当、魄力和才干，以自己在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极为突出的成绩，赢得了人民的普遍敬重和支持。中国的制度安排，包括宪法和法律制度，也一直在与时俱进，不仅使好人能脱颖而出，而且使他们能够做好事，做大事，这实在是国之幸运。此外，与过去西方国家的情况不同，中国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也就是近100个欧洲普通国家人口之和的规模（也可比较阿登纳时期的西德，人口为3500万到3600万，罗斯福时期的美国，人口为1.3亿到1.4亿），其迅速崛起产生的规模效应震撼了世界。中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这一切对中国领导人的能力、素质和使命都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从国际政治制度的比较来看，笔者认为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既要有“下下策”，也要有“上上策”，两者的有机结合远远好于只有“下下策”的制度。所谓“下下策”就是保底的制度安排，这包括防止坏人做坏事，包括基于年龄和健康的退休机制、包括集体领导制度等。所谓“上上策”就是既要能选出卓越的领导人，也要让其多做好事和大事。在“上上策”与“下下策”的有机结合方面，中国进行的探索和实践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包括领导人有序选拔和有序接班的制度已基本形成，从而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像美国小布什总统在任期内可以随意发动两场愚蠢的战争，在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下是不可思议的。这本身也证明美国政治制度中“下下策”的制度安排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仅无法选出优秀领导人，也无法有效地阻止差劲的领导人做坏事。
中西方制度比较
在中国两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在没有取得内部共识的情况下就推出关于进口钢铝强行征税的措施，并威胁要对中国开展贸易战，引来媒体的广泛关注。其实，201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突破5800亿美元。如果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在两国间打一场贸易战的话，两国都将深受其害。当然，美国也不可能赢得这样的贸易战，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必将受到严重伤害。
这背后也反映了两种制度模式的差别。中国模式讲的是经济要“以人民为中心”，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以选票为中心”，这只会使美国社会更加分裂。特朗普征钢铝税，一般估计直接受益的人连15万都不到，而由于这一决策而导致钢铝价格上涨，间接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数恐怕是十倍之多。既然这样，为什么特朗普还要坚持征这个税呢？
这正好反映了美国和不少西方国家民主制度面临的困境：特朗普征税本质上是为了这个小群体的选票，他们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以选票为中心”的经济和经济政策，其主要特点就是不在乎票源以外的其他人。坦率地说，这哪里还有真正的民主可言？西方竞选制度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游戏民主”，竞选双方的差别就在于能否保住铁杆票源，你只要抓住1%的关键少数，你就可能赢得选举。
此外，美国政坛乱象不断，这个制裁方案在特朗普内阁内部都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就匆忙地推出来了，引来国际舆论的哗然，随后又有内阁重要成员的离职。这种没有内部共识就推出重大决策的做法，与中国人谋定而后动的决策思路和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推出一个政策，如五年规划及每年的计划，前后都要进行广泛的协商、磋商，通过民主集中制最终形成共识。中国两会本身就是讨论国之大事并形成共识的最高殿堂，是展示中国通过协商民主就各种重大问题达成最广泛社会共识的最佳窗口。但特朗普匆匆推出这样一个不具备内部共识的政策，而且美国的制度安排也无法阻止这种三流决策的出台。这让那些把美国政治制度吹得天花乱坠者陷于何等尴尬的境地呀！这种决策水平只会给美国自己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最终加速美国的走衰。
如果说西方政治制度过去在遇到严重危机的某些特定时刻，还能产生比较优秀的政治家来治国理政，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制度越来越难于产生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政治家，原因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日益僵化和退化。所谓“僵化”主要表现在民主被等同于“形式民主”（即仅关注“政体”和“程序正确”的民主），与“实质民主”（即“政道”，关注政治所要服务的崇高目的）无关。制度“僵化”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把“政体”及相关的“程序正确”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结果导致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难以启动。比如美国的许多改革需要修宪，但就修宪所需的程序安排，在现有美国政治生态中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
所谓“退化”则主要表现为西方民主正日益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即民主等同于竞选，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缺乏“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几乎总是能说会道者多，能干者少。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崛起，操纵民粹主义的政客也更容易获得选票，这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品质一路走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中国从“政道”出发，不断地探索“政体”如何与时俱进，如何适应“政道”的要求，包括修宪和党政机构的大规模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内外环境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种从“政道”出发，不断探索合适的“政体”，既保持了制度连贯性又使其与时俱进，这才是人间正道。
A . 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中国共产党是遵循中国自己政治传统的“整体利益党”;B . 作者认为国家主席任职规定的改变不意味着领导终身制，党章中有明确的规定，不搞领导终身制，出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还规定了干部的退休制度。C . 德国的默克尔总理，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五个任期；D . 政治制度的“上上策”就是保底的制度安排，这包括防止坏人做坏事，包括基于年龄和健康的退休机制、包括集体领导制度等；E . 作者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僵化”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把“政体”及相关的“程序正确”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结果导致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难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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