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及其当代效应
理论创新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亟待完成的一项历史使命。怎样才能创作出不负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的理论创新成果?新世纪初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围绕这个课题上下求索，付出很多努力，但取得的成效却并不如人意。这表明我们的创新道路选择或许存在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理论创新的典型，对其创新活动进行深入分析，将有利于我们破解当前面临的创新困局。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无疑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之一。一方面，这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使我们对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解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是因为在20世纪西方，许多理论家———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拜”马克思为“师”，像马克思那样进行理论创新，在各自领域内取得了巨大成功，深刻影响了当代西方理论的基本面貌。因此，探寻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解析当代西方理论家以马克思为“师”的借鉴方式，对我们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道路大有裨益。
一、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
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创新就在于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科学揭示了它的运动规律及历史命运。基于对资本主义认识史的严肃反思，当代西方主流学术界承认:“对于任何试图理解18世纪以来横扫整个世界的大规模变迁的人来说，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仍然是一个必要的核心。”(吉登斯，2010年，第1页)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难以察觉的实体”，进而科学地揭示了它的运动规律及历史命运的呢?
首先，马克思直面现实，发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解放这个“时代的迫切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03页)。发现真正的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问题越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价值就越高，影响也就越广泛、越深远。一般说来，重大的问题往往存在于人类社会新旧发展阶段、历史时代、社会形态的转折时期。在这种转折时期，答案已经开始孕育，而问题也将被提出。问题的存在是必然的，但是，它们被何人、以何种方式提出，则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对理论创新本身具有直接的影响。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身份走上德国思想舞台，期待通过哲学批判推进资产阶级政治理想的实现，因为他坚信，“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同上，第76页)与一味强调自我意识的鲍威尔不同，马克思不仅尊重现实的权威，而且渴望通过实际的行动去改变现实，因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同上，第75页)在这种观念的内在作用下，马克思迅速意识到自己与鲍威尔的理论分歧，与之疏远并最终决裂，转而投身《莱茵报》，开始直接接触现实。《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在与统治集团的论战中认识了严酷的社会现实，了解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存在，终在被迫“退回书房”后，开始基于现实清算自己原有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32页)马克思提出德国的当务之急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解放:“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当1843年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解放这个命题时，德国的工人阶级正处于萌芽状态。在鲍威尔等人看来，德国工人阶级连自我意识都尚未达到，何谈其历史使命?但马克思却于无声处听惊雷，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哲学地提出并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解放是“时代的迫切问题”。尽管马克思当时的哲学论证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却通过提出这个问题，推动了同时代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解答，从而对当时正在展开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发挥了微妙的然而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影响。
其次，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确立了科学地、批判地认识社会历史的方法指南，使生产方式这种“难以察觉的实体”及其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清晰地呈现出来。生产方式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无论是否被意识到，都客观地存在着并客观地发挥着自己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它之所以“难以察觉”，一方面因为它存在于社会历史的深处，通过复杂的中介环节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因为人们长期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影响，无法科学地认识它。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了巨大发展，生产方式及其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也由此展现在人们眼前。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束缚，但他们率先在理论上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动，其认识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在转向共产主义后，研究、批判维护私有制的政治经济学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需要。1844年初至1845年春，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学习、研究和批判。(参见张一兵，特别是第一至第四章)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第一，政治经济学不是脱离现实的想象，而是关于现实的实证科学研究，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2页)，只有通过并超越政治经济学，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获得更高水平的科学认识;第二，“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是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出发点”、“实际学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9页)因此，它无法理解、构想超越现存工业社会制度的、非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这是它所有幻象和谎言的根源;第三，德国的哲学、法国的政治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殊途同归，或起源于谎言，或终结于谎言，这是因为它们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即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时代精神，就此而言，从哪一点出发，都可以构成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颠覆。基于上述认识，马克思迅即发动哲学革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哥白尼式的革命，让人们得以观察并认识到生产方式这种“难以察觉的实体”及其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0页)从而为人们科学地、批判地认识社会历史提供了一种方法指南，为历史资料的整理及其中规律的发现提供了“某些方便”(同上，第74页)。
最后，马克思开辟“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的创新道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及历史命运。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已经在哲学上证明:“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同上，第87页)但是，作为旨在“改变世界”的新哲学家，马克思还期待自己的学说能让尽可能多的人掌握:“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同上，第9页)对于共产主义而言，这个根本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及历史命运。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马克思很快就意识到，“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同上，第154页)，他们已经以非批判的方式把握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不过是“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6－537页)，因此，只有以政治经济学的方式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的“根本”才能确立起来。所以，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致力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条新的创新道路，最终超越李嘉图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6页)，创作出《资本论》第一卷，以“官方的经济学家甚至不敢去试图驳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6页)的方式，证明西方社会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同时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趋势，使共产主义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二、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理论创新道路的当代继承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20世纪30、40年代，该学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兼容并蓄同时代西方各种思想文化资源及其成果，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开展批判的跨学科研究，创立“批判理论”，从而使得人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文化特征、精神特质等的系统深刻的批判性认识成为可能。50年代初，流亡多年的法兰克福学派重返德国。时过境迁，该学派实际上并不希望世人知道“批判理论”，但真正的创新成果是无法被压制的。“批判理论”最终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上锁的地下室破门而出，迅速走向欧美左派理论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进而溢出马克思主义的边界，对欧美当代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978年，在谈及“批判理论”时，福柯曾非常感慨地说:“如果能早些读到这些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及其当代效应著作，我就能节约很多宝贵时间。想来，有些东西我就不会写，有些错误我也就不会犯了。”(Foucault，p.119)历史地看，“批判理论”已经确立了自己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的经典地位，成为当代理论家建构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时一座无法绕越的“纪念碑”。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创新何以可能?说到底，就在于霍克海默领导下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参见张亮，2016年)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创新道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成果丰硕的创造性探索。
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创新的思想前提。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恩格斯亲自指导创立的第二国际在政治上获得巨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普及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但其理论成就明显成色不足: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代，除了列宁、罗莎·卢森堡等极个别理论家外，第二国际主流根本没有能够创造出可以超越马克思主义阵营、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理论成果。割断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血脉联系，沦为资产阶级新兴实证主义哲学意识形态的盲目追随者，是第二国际在理论创新上乏善可陈、政治路线上最终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根本原因。柯尔施尖锐地指出:“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理论在所有其他方面有着多大的矛盾，这两个极端在这一点上却有着明显的一致之处。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柯尔施，第4页)既然在最根本的哲学路线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亦步亦趋，那第二国际又怎么可能超越资产阶级学术界进行真正的理论创新呢?与第二国际主流不同，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核心成员都出身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哲学主流。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他们先后在卢卡奇和柯尔施的开创性工作影响下，克服第二国际的思想束缚，重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血脉联系，随后，他们在霍克海默的领导下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对资产阶级学术研究的哲学基础———实证主义———的批判超越。通过这种双重批判超越，他们得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倾听变化了的时代声音，在把握到新的时代精神的同时，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就这样，他们在哲学上超越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学术界，来到时代的最前沿。
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发现并提出新的“时代的迫切问题”，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创新的现实起点
A .
发现真正的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
B .
马克思超越李嘉图，使共产主义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著作是《资本论》第二卷。
C .
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地、批判地认识社会历史的方法指南。
D .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及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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