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经济发展中，市场和政府的调节历来被认为是两种基本的力量。个人自利行为的力量以及它在复杂的决策领域中几乎难以置信的精细微妙的魅力，促使经济学家去探索价格在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的奥秘。同样，由于市场配置在发展规模经济、提供公共用品、克服外部性、克服信息不对称等方面暴露出来的局限性，人们不得不改变政府只是"守夜人"的教条，政府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重要调节力量。然而我们要问的是：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之外，还有没有第三种调节②我们知道，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出现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就存在依靠习惯与道德力量来调节的经济。已经出现的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既是对久已存在的习惯与道德调节的某种程度的替代，也是对其调节发挥作用的范围的一种限制。即使如此，习惯与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只是缩小了范围，调节的重要程度有所降低，但从未消失过。　　③道德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它为市场制度提供一套最低的道德标准。任何经济体制都是伦理规范，诸如对财产权的尊重，对契约的信守，对交易的诚实等。如果一个社会缺少起码的道德标准，每个人都会不择手段地进行任何一种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活动。这种对成本和收益的单纯个人主义的计算肯定将欺诈、偷窃等损人利己的行为方式泛滥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领域。当市场道德的标准规范尚未建立起来，相互信任和诚信尚未成为一种商业道德时，制度的建立自然不会一蹴而就。即使有了相应的法律制度，但复杂的市场交易使得测定、惩罚违约的成本高昂；同时实施这一制度行为的人也面临着一种“公共选择”。因此，在法律制度的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下，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社会就需要通过伦理道德的力量来克服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制约经济人不择手段地从事任何一种个人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谋利活动的行为倾向，从而使社会市场秩序得到有效的维持。所以诺斯指出：(“我们观察到，当收益超过成本时人们违反社会规则；我们同样也观察到，尽管个人主义的计算要他们不这样做，人们却遵守这些规则。”)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要使人们出于一种道德感来遵守这些规则。”　　④一方面，从市场交易中降低信息费用的角度来看，由于市场主体做出决策的前提是尽可能多，地收集有效的市场信息，而现实世界中信息的收集是有成本的，因此，只要有某种能有效降低信息费用，从而提高效益的制度存在，人们就会利用这种制度。事实上，道德、习俗等广义的制度都有积极的信息功能。诚实、守信等道德准则减少了人们收集、处理信息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复杂的决策行为中所包含的计算量。另一方面，从企业内部效率提高的角度来看，改变无效率状况的也是企业的人。雇佣合同中的工资水平固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激励员工，但它不可能以契约的形式规定员工的努力程度。而企业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显然，要做到这一点，道德力量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